激情燃烧的岁月

他站在矿井入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天还没亮透，地平线上有一线橘红色的光，像一条烧红的铁线，把天空和大地焊在一起。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，干燥、粗粝，带着沙土的味道。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四年，皮肤被晒成了和戈壁一样的颜色，手掌上全是茧子和裂口。可那天早上，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是好看的——那道光，那阵风，那群戴着安全帽正往矿井里走的人，还有远处那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红旗。

他想起四年前，他坐着绿皮火车从四川老家来新疆，硬座，三天两夜。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的年轻人，脸上都是那种二十岁出头才有的、什么都不怕的表情。有人弹着吉他唱歌，有人打牌，有人把头靠在窗户上睡觉，脸上映着窗外闪过的灯光，一明一暗的，像幻灯片一样。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，但心里有一团火，烧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。

那是1959年。他十九岁。

他叫赵卫国。这个名字是他爸给起的，他爸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说“卫国”两个字重千斤。他没赶上打仗，但赶上了建设。当时有个口号叫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，他在学校的大喇叭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正在操场上打篮球。他把球往地上一拍，跟自己说：去。

就这样，他来了新疆，成了一名煤矿工人。

矿井里的日子，说出来可能没人信。地下几百米深的地方，又黑又闷又热，空气里全是煤尘，呼吸的时候觉得肺里有沙子。干活的时候，弯着腰，弓着背，在只有一米多高的巷道里一锹一锹地挖煤。一个班八个小时，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黑的，洗三遍水都是黑的。可他不觉得苦。不是逞强，是真不觉得。二十岁的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，下了班还能去打篮球，还能和工友们坐在工棚外面喝劣质的白酒，扯着嗓子唱歌。唱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，唱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，唱到嗓子哑了，唱到眼泪都笑出来。

那时候的快乐是真的。不是因为条件好，是因为心里有一个东西——信仰。这个词现在说起来可能有人觉得矫情，可在那个时候，它是实的，是热的，是每天早晨催你起床的动力。你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有意义，你知道你挖出来的每一锹煤都会变成工厂里的电，会变成火车头的动力，会让这个国家变得好一点点。你不是在为谁打工，你是在建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未来。那种感觉，后来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了。

赵卫国的徒弟叫小冯，比他小两岁，陕西人，瘦得像根竹竿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。小冯是分到矿上的技术员，大学生，在那个年代的煤矿里，大学生比大熊猫还稀罕。小冯刚来的时候，白净得像个姑娘，下井第一天就被煤灰糊成了一个黑人，自己对着镜子笑了半天。赵卫国不太看得起读书人，觉得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到了井下就是累赘。可小冯不一样。小冯下井从来不偷懒，扛着仪器跟着他跑前跑后，问他各种问题：“赵师傅，这个巷道的倾斜角度是多少？”“赵师傅，煤层的厚度变化有什么规律？”

他被问烦了，说：“我哪知道多少度多少度，我用手一摸就知道往哪个方向挖！”

小冯笑了，推推眼镜说：“赵师傅，你这样的经验太宝贵了，应该总结出来，写成操作规程，让更多的人学会。”

他心里一动。不知道是被“宝贵”这个词打动了，还是被“更多的人”打动了。他开始配合小冯做记录，一个说，一个写，把那些藏在手上的感觉变成纸上的数字和文字。那段时间，他们经常在工棚里点着煤油灯工作到深夜。小冯的字写得工工整整，一笔一画，像印刷出来的一样。他在旁边看着，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映在小冯的眼镜片上，亮晶晶的。

后来那些材料被矿上拿去印成了小册子，在全矿推广。赵卫国的名字第一次印在纸上，他反复看了好多遍，觉得那三个字不像自己的，陌生得很。可心里是热乎的。不是为出名，是为那些干了一辈子、只靠经验吃饭的老兄弟——如果这些东西能让他们的活干得更顺利一点，能让他们的腰少疼一点，那就值了。

激情燃烧的日子，不只是轰轰烈烈的劳动。更多的时候，它是由无数个细小的、不起眼的瞬间拼成的。是深夜里煤油灯下一笔一划写字的声音，是工友们分一根烟时的默契，是有人生病时大家凑钱送他去卫生所的热闹，是过年回不了家、在工棚里包饺子时那一锅煮破了皮的热汤。

赵卫国记忆最深的一件事，发生在1962年的冬天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戈壁滩上的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，矿上的供水管道冻裂了。没有水，矿井就得停产。停产一天，就是几千吨煤的损失。矿长急得嘴上起了一圈泡，把所有的维修工都派了出去，在地下埋着的管道线上刨土找漏点。赵卫国带着一组人，在最远的那段线路上刨了整整一天一夜。手冻得失去了知觉，镐头刨在冻土上，震得虎口发麻。到了后半夜，有人撑不住了，坐在坑道里说：“赵哥，我不行了，让我歇歇。”

赵卫国把自己的棉手套摘下来，套在那个人手上。他没说什么“坚持就是胜利”之类的话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刨多久，能不能找到漏点。他只是觉得，不能停。一停，人就散了。

凌晨四点多，他的镐头碰到了一块软土。他扔了镐头，用手扒开那些冻得硬邦邦的土块，手指被冰碴子割破了好几道口子，血糊糊的，可他感觉不到疼。扒了大约半米深，一股水喷了出来——不是漏点，是直接从管道里喷出来的水，冰凉的，喷了他一脸一身。

大家都愣住了。

然后就有人笑了。先是小声的、试探性的笑，然后是大笑，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。赵卫国也笑了。他站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，浑身湿透，手上全是血，笑得像个傻子。那水冰凉冰凉的，可他心里有一团火，烧得他浑身发烫。

他们找到了漏点，连夜抢修，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矿井恢复了供水。赵卫国回到工棚，脱了衣服一看，手指冻得发紫，左脚的两个脚趾也失去了知觉。卫生员说再晚几个小时送过来，这俩脚趾就保不住了。

他在卫生所躺了三天。那三天里，工友们一波一波地来看他，有人带两个鸡蛋，有人带一包红糖，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小冯来的时候，眼圈红红的，推着眼镜说：“赵师傅，你太不爱惜自己了。”

赵卫国说：“脚趾头还在，怕什么。”

小冯没再说什么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是他用毛笔抄的一首诗，是王蒙的《青春万岁》里的句子：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，和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。”

赵卫国不太懂诗，但他把那张纸叠好，压在枕头下面。后来他搬了几次家，那张纸一直跟着他。纸已经发黄发脆了，字迹也模糊了，可那几个字他还记得：青春万岁。

很多年以后，赵卫国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翻着一本落满灰尘的老相册，给孙子讲这些故事。孙子听着，眼睛里有好奇，也有疑惑。听到他用手扒冻土那一段，孙子问：“爷爷，你不疼吗？”

他说：“疼，但那时候，心里有更大的东西。”

孙子问：“什么更大的东西？”

他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就是你知道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。那种知道，比疼更大。”

孙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赵卫国也没指望他能完全懂。有些感受是属于那个时代的，像戈壁滩上的风，你不在那里站过，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滋味。可他还是想把这些事情讲出来。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伟大，恰恰相反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，和当年一起在煤灰里打滚的工友们一样普通。他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只是在最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花了最笨的力气，做了一些最实在的事。

可正是这些最笨的、最实在的事，垒起了一个时代。

他总想起小冯抄给他的那句诗：所有的日子都来吧。那时候是真的盼着日子来，盼着明天，盼着下个班，盼着下一个工程，盼着不知在哪里的、一定会更好的未来。那种盼头，像一团火，把一个人的整个生命都烧亮了。

现在，赵卫国八十四岁了。他的手指伸不直了，是当年冻伤留下的后遗症。可每年冬天，他还是会想起那个在戈壁滩上刨冻土的夜晚，想起那喷了一脸一身的冰凉的水，想起工友们的大笑声，想起远处那面在风里猎猎作响的红旗。

他的青春，就是这样度过的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，只有日复一日的汗水、煤灰、冻土和烈酒。可那些粗粝的、灼热的日子，的的确确是他生命里最好的日子。他从不后悔坐上那趟西行的绿皮火车。从不后悔把那二十年最好的年华，交给戈壁滩的风。

因为他知道，他的青春没有虚度。它燃烧过。在几百米深的地下，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里，在一盏煤油灯小小的火焰中，在一个普通矿工粗粝的手掌上。

有些岁月，一旦烧过，就永远不会熄灭。